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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宦官哪家强,二十四朝数李唐——且看唐朝宦官的“奋斗史”

自帝制产生以来,宦官就像跗骨之蛆如影随形,而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日渐完密,帝王权势的日益加重,宦官的地位也因此而日益显赫,并最终在唐朝到达专权的巅峰。唐朝的宦官专政上承两汉而激扬之,一至于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地步;而又因其过分的扬厉,进而导致两宋、明清各朝的严防死守。但即便如此,宛若涓涓细流而无孔不入的宦官之祸却始终未曾得以解决。以此而言,分析研究唐朝宦官专政的内因也就显得重要而极具价值。在本文中,我将试从政局的变动和军权的嬗变来梳理唐朝宦官专政的发展过程,以此作为考察历代王朝宦官弄权的线索和脉络。

一:盛唐气象背后的权力隐患——宦官之祸自玄宗起

自古“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作为大唐帝国实际意义上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为此而定下“宦官无得过四品”的祖制。但天不佑大唐,刚刚经历过“武周代唐”的失国之痛的唐王室又相继迎来“韦皇后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当此宗室凋零、鲜有能为之际,英气过人的李隆基不得不倚任“谨慎细密、机敏果敢”的宦官高力士,并在其佐之下而平叛成功,再造大唐的江山社稷。公元712年,李隆基继位,是为玄宗皇帝,出于对高力士的勋绩的褒扬和肯定,唐玄宗悍然“更改旧章,违逆祖制”,破格授官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任内侍省同正员。唐朝宦官专政的潘多拉魔盒自此被打开。

天宝年间,年事已高的唐玄宗在得到杨贵妃之后,越发沉溺于淫乐嬉戏之中,怠政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而出于对权利的眷恋,虽有太子而不愿用的唐玄宗索性将政事一委于阉宦高力士,至此,本已位高权重的高力士形势更胜,一度成为沟通皇帝和外廷的纽带。大唐帝国正式进入“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的阶段。而这也标志着唐朝宦官们,从此突破阻碍、染指朝政。

天宝七年(公元749年)唐玄宗增授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权势禄位显赫至此的高力士已然成长为帝国中枢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纵然是天潢贵胄如太子李亨者,亦不敢轻易撄其锋芒。不得不纡尊降贵的以“二兄”相称,而诸王公主驸马等辈,则无不以阿翁、阿爷相呼。甚至于玄宗本人,也常常是赞拜不名,以示尊崇。

虽说终玄宗一朝,位高权重、势倾天下的高力士始终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亦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玄宗公然破坏祖制的举动,造就了高力士“飞扬跋扈、一言九鼎”的局面,不仅给后来的宦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是为他们的奋斗指明了方向。换言之,唐朝中后期宦官跋扈“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的局面正是玄宗皇帝亲手开启的,而此一阶段亦可以称之为“宦官专政”的萌芽期。

二:“安史之乱”——宦官专政的发展期和稳固期

公元755年,素为玄宗所重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严重的威胁了皇权的统治,而且也彻底的刺激了玄宗及其后嗣之君敏感的神经。自此,君主对拥兵在外的勋臣贵戚、功臣宿将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心理和防备意识。而为了保障皇权的尊严和皇室的安危,孤立无援的皇帝只能将护卫君上的责任寄托于宦官群体。

公元756年,空有“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负担恢复社稷、再建乾坤大任的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策划与拥戴之下,在陕西灵武县背父自立,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当此之际,为了尽快挽回天下民心、归拢散落的军权、军队。已是“惊弓之鸟”的唐肃宗于是封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代替自己掌管全国军队,主持平叛大计。

所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霍乱天下的“安史之乱”尚未抵定,贻害无穷的权阉李辅国却已应运而生。当此国破家亡、社稷沦丧之际,“秉性软弱、素无英策”的唐肃宗却是安然高卧,朝政大权一味交与李辅国处理。至此,“宰臣百司, 不时奏事, 皆因辅国而上决, 又置察事厅子(类似明代的锦衣卫)数十人, 官吏有小过, 无不伺知, 即加推讯。府县按鞫, 三司制狱, 必谐辅国取决, 随意区分, 皆称制, 无敢异议者!”且看彼时天下,固已是只知有“辅国”而不知有“君上”矣。

公元762年,唐肃宗病体垂危,张皇后恐惧太子势大不能制,于是联络越王,勾结内侍朱光辉、马英俊等,阴谋废立。而太子李豫则在亲信宦官程元振和李辅国的襄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叛乱,继位登基,是为唐代宗。

继位之后的代宗皇帝为了酬劳元勋,对李辅国、程元振等大肆封赏。但因为对宦官群体的过度依赖,逐渐导致“知辅国之可怖,不知上皇之不能欺”。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面对渐有凌替之势的李辅国,唐代宗也只能委曲求全,甚至在李辅国当众说出“陛下只须深居宫中,外事皆由老奴处理”的欺妄之语时,堂堂一国至尊的代宗皇帝依然只能“唯唯敬服,呼以尚父,事无大小,偕与决之”。想来,彼时唐代宗心中的苦涩当已溢满于江海了吧。

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已经备受欺凌而又多番受辱的唐代宗为了铲除李辅国、剃去心中芒刺,不禁与同是宦官的程元振合谋,采用宵小手段,一方面对李辅国大肆加赏,另一方面则命人假扮刺客将其刺杀。嗣后,却又将费尽心机才抢回来的军权拱手相送,加封程元振为右监门卫大将军,代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 专制禁兵。不久又加至镇东大将军, 封保定县侯, 充宝应军使, 寻加骠骑大将军, 封邠国公。

而自程元振当权以来,因其为人“凶决骁悍”不逾岁而权震天下,朝中名臣大将、勋臣贵戚无不受其排挤迫害,一时间,宫禁之中,阉宦横行;长安城内,人人自危。至于原就与朝廷互补信赖、彼此仇视、形式关系岌岌可危的地方节度使,更因程元振的“白色恐怖”而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公元763年,吐蕃、党项趁着朝廷内乱未已,人心思变之际,联袂入寇,不日而陷没长安。刚刚经历过“安史之乱”而疮痍未复的唐王朝再遭重创。唐代宗本人不得不再宦官鱼朝恩的荫庇之下出逃陕西。

嗣后,唐军收复长安,代宗回归朝廷,有鉴于程元振为祸之烈,朝臣纷纷要求将其以正典邢,奈何代宗此人尚且感怀程氏拥戴之恩。只是将其罢归民间,而代风声过后不久,秉性软弱的代唐皇帝竟又想召其回宫,予以重用,索性诸御史慷慨直言,才使代宗不得不又将其放之溱州。

唐代宗——李豫

然后,国事已坏,非大能大力者焉能振衰起敝?在程元振被罢归贬死之后,继之而起的鱼朝恩因护驾有功而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典掌禁军, 统率神策军。“恩宠优渥,常与上筹议国事,权势之盛,为近世以来所未有”。而鱼朝恩本人亦因此而“居功自傲、贬抑功臣”甚至于“营党结私、擅设刑狱”拥兵自重而欲代宗迁都洛阳。行径之猖狂、言辞之肆无忌惮,较之于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代天牧民的堂堂至尊在此辈面前亦越来越难有所为,束手束脚、萎顿不堪。

但即便如此,唐朝宦官的势力亦尚未到达为所欲为、横行无忌的地步,毕竟,一旦宦官群体与皇权发生争斗,皇帝尚且还可以倚借其他势力对其进行打压和清除。更何况当时的朝堂之上,尚有正人在位,耿介中直足为天下华表,震慑宦竖宵小。故此,此一阶段可称唐朝宦官专政的发展、巩固期。

三:付托无人,以至授人以柄——宦官专政的巅峰

在唐代宗和宰相元载设计缢死鱼朝恩后,宫廷禁卫的军权再次回到皇室手中。出于惩前毖后的目的,终于学乖了的唐代宗于是将统帅职权交于进军将领白志贞等人。只可惜,负担着皇帝殷殷之盼的白志贞等不仅没能体会皇帝的殷殷苦心,反而倚权弄事、贪暴不法、肆意妄为。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泾原镇士兵哗变,一路直驱陷没长安。平时吆五喝六、威武轩昂的堂堂禁军当此之际竟然杳无人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唐德宗,竟在宦官窦文场及其左右的护卫之下逃出生天。经此一役,文不可靠、武不能倚的思想意识在唐朝皇帝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于是,乱平之后的唐德宗果断的罢免白志贞等人,将神策军的典章之权交与“忠心护主”的窦文场。自此,宦官典军遂为唐朝定制。

所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唐德宗于仓促之间所做的决定终究还是犯了形而上的错误,窦文场一人忠贞并不就代表之后的所有宦官都忠贞。原本“委神策于宦官,其犹吾自操之”的唐德宗很快就尝到了事与愿违的苦果。“枪杆子里出政权”执掌了神策军的宦官在获得坚强的武力支持之后,摇身一变,由原来的恭顺柔媚变成了当前的虎视鹰扬。他们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勾结朝廷文武官员、结党营私,削弱相权、操纵朝政;而随着权势的日益加成,到了后来,举朝为尊的宦官集团竟然就有了废立皇帝的权力和胆量。

唐顺宗年间,出于对宦官专政、凌迫皇室的不满,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为代表的朝臣集团, 企图通过革新的手段来剥夺宦官的军权,以期达到抑制宦官、平和朝政的目的。但“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居中用事的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则索性拥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通过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唐顺宗退位让贤的方式,将一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政治革新运动消弭于无形之中。是役,王叔文被杀,王伾贬死于任所, 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则被外放至南荒瘴疠之地。

唐顺宗的挣扎——永贞革新

至于宪宗李纯,虽说英名素著、果敢英睿,饶有太宗遗风。但因其“受位不正,有违孝谊”。所以,即便他有改革弊政、恢复淮西、臣服藩镇的卓异功勋,却依然受制于人,不得不仰宦官之鼻息而苟且偷安。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其继位之初,做为权力的置换,将素有皇帝喉舌之称的枢密院拱手相让。至此,已然势倾天下的宦官集团更是如虎添翼,在内有枢密院统管喉舌言辞,外有神策军典章宫廷九门的情况下,堂堂天子遂成耳聪目明的睁眼瞎、活傀儡。

正所谓“人心不死,欲壑难填”在切实掌握帝国权力,完成虚君实臣的皇权转化之后,不甘寂寞的宦官集团终于倾巢而出,将专政的魔抓伸向了外廷。而刚刚经历过“永贞革新”之惨败才不久的文官集团,此时尚且还萦绕在宦官们张牙舞爪、择人而噬的阴影之中。出于是“拥护皇权、捍卫君父”;还是“顾惜家小、虚与委蛇”的艰难抉择,以身许国的清流贵族、文武百官因此而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因为相当数量的官员立场的转变,原本鼎足而三尚且还能彼此制衡,以此维持微妙平衡格局被打破,宦官集团正式跨入一家独大、顾盼自雄的时代。

唐宪宗——李纯

公元835年,年仅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所驱役,于是假借观露之名,和宰相宋申锡、李训、郑注等密谋策划诛杀宦官仇士良等。奈何“事有不预,为彼所知”,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原则,目无君上的仇士良率先发动进攻,贻谋不臧而为人所乘的唐文宗终因寡不敌众而惨败而回。是役,宰相宋申锡被贬,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臣尽数被杀,党祸联结,祸及家人,前后死事者一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

应该说“甘露之变”是唐王室联合朝廷百官对宦官集团展开的最后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政治行动,却因为谋划不足、武力缺失、预变无方等各方面因素而遭致失败。前有“永贞革新”的恶果,后有“甘露之变”的惨烈。迭遭丧败而深陷漩涡不能自拔的唐朝官员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从此身在朝廷心在野,做起了晨钟暮鼓撞钟唱经的“假和尚”。

如果说官员集团因为不反抗而能明哲保身、全身而退的话。那么原就身处宦官环伺之中的皇帝将因此而备显齐楚,公元840年,久为软禁的唐文宗因“身染痼疾而沉珂难起”当此之际,在受命托孤的杨嗣复、李钰等人尚未接到太子的时候。有心废立的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就已矫诏废黜太子李成美,进而拥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弟。此次事件之前后变故皆有宦官一手操持,百官、帝王皆莫能预其事。唐王朝彻底进入"上胁天子,下蔑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天下之事一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的宦官时代。

四:唇寒齿亡——与宦官一同覆灭的大唐悲歌

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宦官专政后,唐王朝的国家机器终于近于崩溃的边缘,“天子垂拱而已”的“盛世”被各地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无情打破。当此之际,俨然天下主的宦官集团不仅对此无动于衷;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囚禁天子、予取予夺;勾结朝臣、肆行废立;迁劫君上、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竭泽而渔。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此末世来临之际,张狂至极的宦官集团除了及时行乐之外,并无其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进行补救。可以说,自“甘露之变”攫取政权以来,惯于作威作福而短于治国理政的宦官集团一直走在灭亡的边缘。彼时之所以尚无重大变故,无非是因为他们的荒唐还未触及百姓的底线。一旦触底反弹,星星之火既起,燎原之势必成,再次熊熊燃烧的末世火劫之中,又有谁能够安然逃生呢?

公元903年,宰相崔胤借助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之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扑灭为祸近百年的宦官势力。但可惜的是,刚刚摆脱宦官之祸的唐王朝并没能就此焕然一新,“雄强有力、狠辣尚且过之”的朱温随即填补了宦官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说荡涤了宦官势力使唐王朝的政治为之一清的话,但同样也因此而使唐王朝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毕竟宦官乃是去势之人,无论如何凶残狠辣,终究不可能废君而自立。而这也就是维持李唐王室和宦官集团两者之间微妙平衡的关键点。可在宦官集团被彻底清楚之后,作为军阀而入主中央的朱温却是一个有野心、有能力取李唐而代之的角色。所以,在公元907年,不耐久侯的朱温终于遏制不住蓬勃的野心,篡唐自立,建立了梁朝。至此,统治中原近300年的李唐王朝正式宣告覆灭。

文章来源:本港台现场报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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